注释:[1]Cfr. R. Scognamiglio,Contributo alla teoria del negozio giuridico，ristampa seconda edizione,Napoli, 2008，pp.31-32.[2]参见（德）克茨：《欧洲合同法》（上册），周忠海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页162。
（4）发展阶段（2000年10月至今）。规定：依法公开审理案件，公民可以旁听。
西方国家的司法公开和广义的审判公开涵盖的范畴一致，但在中国，长期以来立法和司法实践仅仅关注狭义的审判公开，即庭审公开。试点法院被要求在法院网站或立案大厅设立投诉电话、举报投诉信箱，安排专人对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反映的问题进行核查。在中国司法改革举步维艰的大背景下，以公开审判这一程序问题为切入点进行改革以促进司法公正，无疑是容易产生效果的明智之举。《亚特兰大知情权宣言》第4条原则指出：信息公开应成为准则，保密应被视为例外。如何避免非此即彼，使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能更好的和谐共处，相互协调呢？1994年8月18日—20日，在国际法学家协会的司法与律师独立中心的召集之下，4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的法学家和媒体代表，在西班牙的马德里相聚，研讨1985年联合国《司法独立基本规则》所确立的媒体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最后形成了《关于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该规则是在对国际公约中关于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的内容的总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媒体与司法关系的具体实施措施。
《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均将公开的审判规定为一项基本人权，公开审判制度在现代民主国家都已确立。以最高法院为例，2003年，中国法院网承接了最高人民法院库存档案数字化处理工作，经过三年半的努力，使建国以来的每一份档案都可以通过信息网络轻松检索调阅。这种拒绝自主思想的倾向，在整个法学界是非常普遍的，以致于最后出现一个有趣的局面：中国现代的法理学本身也是移植的。
包括当代中国，打一个比方最近十年以来叫维稳也好，和平也好，江平先生也说了法治的倒退，这种法律的倒退是移植法律的结果还是中国社会甚至包括内部的因素在里面。我们需要去思考，生活与法律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刚刚过来的刘毅老师，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院长助理，研究领域为比较法与宪政领域。实际上，儒家所说的民意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多数意见。
刘毅：很高兴来参加第一期的新法理学论坛，能够在一起来讨论一下姚老师的新作（也是大作）的有开辟性的思想和理论。这种移植战略导致现代中国的法律秩序本身存在很大问题，这且不说，这种移植战略也对现代中国人、对学界的法律观念，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导致过去一百年的法律观出现非常严重的偏差，那就是法律的工具化。
我们今天拿到的难道比他们提取的更多吗？而这样一个提取过来的在面对挑战的时候，这确实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当你用现代的观念去重塑古典的概念，以使古典的概念具有现代的观念，进而证明或者说建构现代制度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问题，如果你认可现在这个观念，而现在这个观念已经被证明可以建立现在这种制度的话，又何必绕到古典去？从而用古典的概念支持现代的制度？我举一个例子，姚老师文章中谈到共治，或者说君臣共治，或者说社会的自我治理，类似联邦制，我们显然可以用现代西方的观念来进行阐述或者正当化这个问题，如三权分立、地方自治、联邦制等，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仅仅用西方的观点来为现代共治做一个辩护或者对现在的制度进行批判，而一定要回溯到传统之中呢？这个回溯的意义何在？第三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文本中三个小问题的讨论，第一个问题讲到正当性的问题，姚老师讲《皋陶谟》里提到皋陶法理学概念中对正当性的讨论，里面涉及到天、德行、民，这也使得皋陶谟里面关于正当性的论述，并不是单一的，实际上会有天人的德行，以及民这样的不同的结构但同样的担忧也会出现，在底层犯罪消失后，白领犯罪必然将大幅增加。街面犯罪消失后，这些犯罪人又会在哪些领域开始新的犯罪？在犯罪人数量恒定的假定下，治理犯罪必须通过对犯罪进行风险分析，对当前社会环境、社会制度进行风险等级评定，将犯罪转移的下一站找到。
一般来说，犯罪的风险＝被害率*后果，被害率通常是实际测量而无法改变的，但后果的体验一方面由被害人自身已有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由其对社会信息的认知处理构成。很多学者目前热衷由警务社会化，论证了警务公私伙伴关系的可行性与必要性。风险在犯罪学语境中已不再局限在个体上，而是在努力构建一套宏观的能够阐释犯罪与风险关系的新话语体系。政府应当保证的是最大多数的人能够在完整的沟通体制中受益。
[15]零容忍在当下看来更像是严打的精编版，长期以往会带来与严打同样的效应。《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第11条规定：违背人的尊严的一些做法，如用克隆技术繁殖人的做法，是不能允许的。
卡斯帕森注意到，被行业专家们评定为较小的风险事件往往引起巨大的公共反应，伴随着对经济社会的重大冲击。我国目前竞争体制的公平内质尚还处于探索过程之中，竞争制度与诸多社会制度的准入机制挂钩。
所以应采取以下措施阻断犯罪与风险的紧密联系。受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正在打破官僚垄断制，越来越多的外包合同让具有公共服务职能的私营服务扩张，顾客理念一次又一次的挑逗传统道德的底线。[17]这些都需要福利国家的改革来实现。恰恰相反，国人对于道德，对于面子，对于他人对自身的评价所形成的特殊认知却和人性保持零距离而阻碍风险爆发。风险的感知、分配、放大与沟通都会使犯罪呈现不同形态。放射性物质可以漂洋过海地追寻人类的脚步。
德国则是根据社会层级的不同享受不同的福利。[9][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1页。
在这种语境下，犯罪人是否犯罪的过程可以表示为：感知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行为决策。双方实力对比在不断拉大的同时我们也能发现由于风险放大导致了风险的蔓延过快，犯罪的全球化交流正在日趋成熟，犯罪风险也打破地域限制而成为全球性风险之一。
掌握高科技的犯罪人在发展具有自身风险特色犯罪意识时也会通过技术操纵风险的分配，一种新的不平等关系已经形成。（2）通过社会福利保障的完善提前结束犯罪生命社会变化、后工业化过渡使某些群体增加了新的需求。
第三，现有的犯罪风险沟通体制因缺乏国家的积极参与而并不完善。而不是让公众站在社会安全体制大门外去充当过客与愤青。风险的沟通是人们对待犯罪的合理反映。[13]对于法律调控领域具有负面效应的新生事物进行严刑规制是行不通的。
就风险抵御的能力来说，一个内部结构分化合理，对外一致性强的实体显然会强于内部结构单一、对外无凝聚力的实体。[3]同理，犯罪运行也同样需要来自社会互动体系结构所给予的动力源。
[2]但这样的运行方式只是显示了时空轨迹变化，并未反映整个犯罪现象意识层面的风险改变。具体来说，隐蔽风险包括了全球性莫测风险、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风险、边缘风险、被放大的风险以及威胁价值观的风险。
社会个体则由于其受限于过去经验、知识体系、认知结构、归因程式等的不同而生成不同的风险感知等级。事实上，美国911事件之后，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活动已经呈现分散化、细小化、低伤害化的发展趋势，而并非人们所想象的全球性大规模恐怖主义时代的来临。
（二）风险分配与犯罪分布风险社会中，风险的社会分配受到阶级、财富等影响。但这些分类的来源并未使用具有说服力的风险工具，而仅仅是刑事司法经验的长期经验所致，很容易遭致国内外的非议。这样，在监狱以外的现实环境中也能顺利的进行犯罪改造。美国社会学家特纳则延续孔德的脚步提出了社会宏观动力学学说，人口规模、生产、分配以及权力成为了决定人类组织的动力源。
[7][美]珍妮·X·卡斯帕森、罗杰·E·卡斯帕森：《风险的社会视野（上）：公众、风险沟通与风险的社会放大》，童蕴芝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版，第93-110页。风险意识由此是后生型而非自发型。
但是风险沟通往往都是以最终责任的分担为结果，考验着政府合法性的犯罪问题很难让政府就此主动同公众进行交流。2．过程控制：通过市民社会的结构优化社会结构之间的失衡与冲突酝酿着巨大的体制风险，犯罪根据其特有的风险性引导路径穿行于社会结构之间。
对于人们的行为而言，风险放大机制将会增大与犯罪有关的两种风险：一是犯罪人可能在该环境中得到的风险信息更多而放大了犯罪风险。最终在一个心平气和的平台上达成信任。
